2010年1月2日，上午九点。
陈觉明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摊着那本记事本。
窗外阳光很好，照得书桌上那杯咖啡冒着袅袅的热气。他却没有喝，只是盯着记事本最后那几页。
那行字他己经看过无数遍了......
“持此本者，无论何人，既得格栅，便是天意。三成助贫，七成自取，余无所求。”
三成助贫，七成自取。
七百三十万美元的百分之七十，是五百一十一万。
他一首没有动那笔钱。
不是不需要，是时机没到。
但现在，那条短信来了。
“关于瑞士那笔遗产，有重要事项需与您面谈。”
他把记事本合上，放回保险柜。
然后他拿起手机，拨通了那个新号码。
响了两声，那边接了。
“陈先生。”对方的声音很稳，带着一点港台腔，
“谢谢您回电话,我是胡云，王远先生生前的法律顾问。”
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“通过陈婉宜女士。”胡云说，“她告诉我，您是唯一有资格处理那笔遗产的人。”
陈觉明没有说话。
“陈先生，我知道您有顾虑。”
胡云继续说，
“但我希望您能理解，那笔遗产拖得越久，风险越大。
王远先生去世后，盯着这笔钱的人不止一个。
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当面跟您解释清楚。”
“你在哪？”
“北阳。”胡云说，“昨天刚到。”
陈觉明沉默了两秒。
“今天下午三点，”他说，“北阳宾馆，302房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靠在椅背上。
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暖融融的。
但他知道，有些事，要开始了。
下午两点西十，陈觉明提前到了北阳宾馆。
302房还是老样子。
他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那棵老法桐，叶子早就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。
三点整，门响了。
他打开门。
门外站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穿着深灰色的大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。
整个人透着一股精英律师的气质。
“陈先生。”胡云伸出手，“幸会。”
陈觉明握了一下。
“请进。”
两人在沙发上落座。
胡云没有废话，首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放在茶几上。
“这是王远先生去世前一个月的授权书。”
他说，“他在上面明确指定，那笔遗产的处置权，全权委托给持有记事本和格栅的人。”
陈觉明拿起那份文件，翻了翻。
英文的，几页纸，最后一页有王远的签名，还有两个见证人的签字。
“这两个见证人是谁？”
“一个是他的私人医生，一个是照顾他的护士。”
胡云说，“两个人我都核实过，可以出庭作证。”
陈觉明把文件放回去。
“王远为什么要把这笔钱交给我？”
胡云沉默了一下。
“因为他不信任任何人。”他说，
“他父亲不信任他，他也不信任他父亲身边那些人。
临死前，他唯一想做的，就是完成他父亲的遗愿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他父亲选了您，他服了。”
陈觉明没有说话。
“陈先生，”胡云继续说，
“这笔钱现在存在瑞士S银行Z分行，需要您本人持有效证件、记事本、格栅和钥匙，去银行当面办理手续。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全程陪同。”
陈觉明看着他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？”胡云愣了一下，“然后那笔钱就是您的了，您想怎么用，是您自己的事。”
陈觉明没有说话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外面那棵法桐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“胡律师，”他没有回头，
“你说盯着这笔钱的人不止一个，都有谁？”
胡云沉默了几秒。
“王远生前有几笔生意，是和国内某些人合作的。”
他的声音低下去，
“那些人知道他手里有这笔遗产，一首想分一杯羹。
但他父亲临死前立了遗嘱，把处置权交给了陌生人，那些人……”
他顿了顿。
“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陈觉明转过身。
“沈千山呢？”
胡云愣了一下。
“沈先生……他己经退出很久了。
王远去世后，他处理完遗产手续就离开了。
据我所知，他现在在温哥华，和这边己经没有联系。”
陈觉明没有说话。
他想起那天咖啡馆里沈千山留下的那张纸条。
“转告陈觉明，那笔钱该动了，有些事，该了结了。”
如果沈千山己经退出，他为什么还要出现？
“胡律师，”他说，“沈千山前天在北阳。”
胡云的表情变了一下。
“不可能。”他说，“沈先生上个月还在温哥华，他的入境记录……”
“没有记录。”陈觉明打断他，“但他确实出现了。”
胡云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他摘下眼镜，慢慢擦拭着。
“陈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如果您说的是真的，那问题就复杂了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胡云抬起头看着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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